保罗在旧金山湾区打零工，他原本是一名科技行业的项目经理，但接连被几家公司裁员。他目前在来福车（Lyft）、优步（Uber）和任务兔子（TaskRabbit）等服务平台接活。虽然勉强能维持生计，但这些工作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。

“老实说，很多时候我工作时，顾客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。即使我说了我叫保罗，他们仍伸手一指，然后说‘好，东西放那儿就行’。我把东西放下后，他们毫无表示。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动化的，我也只是系统的一部分。”朋友和我说，你现在本质上就是一台自动售卖机。

对于保罗来说，这种“隐形感”令他感到痛苦。“我不想成为机器人。我想要拥有某种……”保罗暂停片刻后说道，“跟人说说话，能让我开心得多。”保罗的挣扎反映了一种名为“孤独危机”的当代症状。

电影《坠落》中，主角作为仓库搬运工，在庞大的物流中心工作。

人们对孤独有着普遍的担忧，科学家将其定义为个人对社交需求未被满足的状态（他们区分了孤独与社交隔离，前者是主观感受，而后者是客观的社交联系数量）。2023年，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宣布孤独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，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“社会联结委员会”，并将其认定为“全球公共卫生优先事项”。英国和日本的政府甚至设立了“孤独事务大臣”。在全世界范围内，孤独问题已经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。

得益于研究，我们对孤独有了更多认识。首先，孤独问题严重影响健康。研究表明，孤独和社会隔离会增加死亡率、痴呆和中风的风险。对成年人而言，孤独与心脏病、肥胖等慢性病相关，并且会降低工作表现和投入程度。孤独的少年儿童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、游戏成瘾，或遭遇睡眠障碍。此外，孤独还会影响学习成绩，孤独的孩子也更可能辍学。

毋庸置疑，孤独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都有不良影响，但其成因却颇具争议。科学家对屏幕使用时间和年龄是否对孤独造成影响意见不一，对于孤独是否增加也尚未达成共识。尽管孤独问题确实重要且普遍，但这场所谓的“流行病”并不新鲜。长期来看，老年人的孤独感趋于稳定；而过去五十年里，年轻人的孤独感呈现缓慢的小幅上升。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数据，尽管各年龄组存在差异，但15岁以上的人群感到孤独的比例与20年前相似，约为15%。甚至疫情对社交关系也没有像预期中那样，造成毁灭性打击。最新研究表明，总体而言人们的聚会习惯和密友数量在疫情期间下降，但随后又回复至疫情前的水平。虽然孤独确实严重损害健康，但我们可能并不比过去更孤独。

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用“孤独”一词来描述这个真实且日益严重的问题，但他们的判断有误。他们所谓的“孤独”，其实是另一种危机：去人格化（depersonalisation）。当人们感到的不是单纯孤独，而是不被看见的“隐形感”时，去人格化就产生了。这里缺失的是学界所说的“被承认”、“被在乎”或“被看见”的感觉——即你是否被其他人真正看见、听见，甚至能在情感上被理解，而不是感到自己无足轻重、如同隐形。

去人格化危机反映了我们对关注的供需变化。匿名性早已成为现代化社会的诅咒，这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等长期趋势密切相关。但即便是在当代发展中，某些现象依然强化了这种感觉：例如服务业中标准化的扩张——就像杂货店收银员机械地问“纸袋还是塑料袋”，或者客服赶在你电话挂断之前抓紧说完结束语，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编号。与此同时，尽管婴儿可能对“受到关注”有基本需求，但如今人们认为他人理应给予自己情感认可，这其实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观念。这表明了治疗文化的兴起，以及什么才是“合格的育儿”所经历的变化。当保罗满怀期望地说到自己不想成为机器人，或谈到顾客指指点点、让他把货物放在哪里时，他谈论的正是去人格化。

生活在“不够重要”的状态中

莎拉是一家退伍军人医院的心理治疗师，她告诉我，“去人格化”如何在她的临床实践中引发了一次关于“错误”的力量，令人惊讶的顿悟。她曾经有一位病人，是一位在军中经历过性创伤的女性。莎拉讲述说，大约在第三或第四周的治疗结束时，那位女性离开时提到自己“可能会很忙”，可能无法继续来治疗。“好像哪里不对劲，”莎拉回忆说，“感觉和平时不太一样。就是觉得不太对。”所以在下周见面之前，莎拉给她打了电话，告诉她自己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莎拉大概是这么说的：“今天的会谈感觉不太一样。我在想是不是我遗漏了什么，或者哪里没听明白。如果你还能再来一次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这个问题。”

莎拉说，“那一刻后来变得非常关键。她最后又来了，我们确实谈了这件事，从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。她后来成了最稳定的来访者之一，那一年她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。”

治疗接近尾声时，莎拉问这名病人觉得什么对她最有帮助。她说：“有一次你注意到我对你做的某件事不太高兴。你居然察觉到了，这本身意义重大。”实际上，正是那次关系的裂痕，以及莎拉试图修复它的努力，反而加强了她们的联系。事实上，莎拉说，这样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源于来访者本来就没有抱太高的期望。她似乎一直生活在一种“不够重要”的状态中，习惯于被误解，也习惯那些从不真正留意她的治疗师。

“我觉得她是那种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自己的需求都没得到满足的人，她已经习惯了，觉得别人既不会理解她，也不会注意到她的情况。所以，当有人能敏锐地察觉到她有些不对劲，并主动提出来时，那种经历对她来说非常有力量。”当莎拉纠正了自己的错误，她冲破了那层去人格化的迷雾。

有大量证据表明，许多人很少“被看见”，就像保罗和莎拉的患者一样，成为带着“去人格化”创伤行走的隐形人。在许多国家，被忽视感引发了工人阶级的愤怒。这或许是特朗普在2024年秋天赢得美国大选的原因之一。一项分析特朗普演讲的研究发现，他通过系统性地肯定工人身份的价值来吸引该群体；而在2024年大选之后，《纽约时报》的一篇专栏文章写道：“选民对精英问道：你们现在看见我了吗？”研究还表明，低收入人群更有可能感到被孤立和抑郁，并因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受到歧视，有些人甚至因自我怀疑而选择自我隔离。

尽管工人阶级和贫困群体可能更多地被忽视，但如今每个人都正在经历一种新的被剥夺感：被他人收集数据、与聊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代理进行机械化、标准化互动，影响着各个阶层的人。去人格化已经降临到所有人身上。

当我们感到隐形时，就会产生一种迫切的、近乎绝望的被认同需求。而这种需求往往投向那些“职责”本该是去看见他人的工作者。旧金山湾区一家社区诊所的初级保健医生珍娜说：“我的病人就像在对任何倾听者唱着海妖之歌，因为没人愿意真正照顾他们。”她告诉我，她的病人会疯狂吸引她的关注。“他们习惯了需求得不到满足，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。”

珍娜说，他们的渴望如此强烈，如此执着，在社区诊所患者数量庞大、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她根本无法满足患者。研究人员指出，这样的工作环境助长了医生的偏见和刻板印象，让从业者难以真正看见“他人”。对珍娜来说，这种限制带来的悲剧让她心碎。她说：“患者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的，远远超出了我所能给予的。”

“我不会引导患者敞开心扉，因为我没有时间。这对患者来说太不公平了，”她告诉我，“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时间，这才是真正能帮助到他们的方式，但那样做无利可图。”

只有人类才能真正有效地见证人性

并非所有人都渴望得到关注。社会学家弗里登·布鲁姆·奥尔（Freeden Blume Oeur）在研究一所主要服务低收入黑人男孩的学校时（详见《被隔离的黑人男孩（Black Boys Apart，2018）》）发现，有些人渴望得到尊重、获得尊严，但也有人希望“被忽视”。这种愿望在那些曾与刑事司法系统有过正式接触的男孩中尤为强烈。对他们而言，保持相对的匿名就像是一种特权，是摆脱他人偏见的隐私，是一种在无需背上罪犯标签的情况下融入社区的方式。

尽管存在一些例外，但“被看见”的愿望十分普遍。这一点在流行文化中频频被提及，并且有研究支持这一观点。“去人格化”与孤独感有所重叠——感觉被忽视肯定令人沮丧，也会让人感到孤独，但它们并不相同。有证据表明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自己被他人忽视、自己的声音没有被听见，这促成了一场未被察觉的紧急状况，一场无名者的危机。

保罗、莎拉和珍娜是我最近出版的《最后的人类工作》（2024年）一书中的采访和观察对象。在研究中，我关注人们为了与他人建立联系所做的工作，并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某种形式的“看见他人”——我称之为“连接性劳动”（connective labor）来实现有价值的成果。从帮助他人应对慢性疾病，到教他人如何写一篇论文。我采访了超过100人，其中大多数是诸如治疗师、教师或医生之类的连接性劳动从业者，并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超过300个小时的实地观察。

虽然调查能帮助我们了解某种现象的普遍性，或其与特定人口特征之间的关联，但只有深度的定性研究，才能让人们开口讲述这些故事。情感共鸣的体验涉及信息的传递与接收，有时是能被听到的言语，有时则是诸如点头、轻笑或皱眉等难以捉摸的身体语言，甚至是一种“氛围”或“能量”。我很幸运能亲身体验这些互动，聆听人们如何描述这些连接：如何建立它们、自己从中获得了什么、又希望他人能获得什么。要捕捉人际连接，这种微妙的情感联系，近距离观察和深度对话是必不可少的。

在这个有人提议用AI来完成深度访谈的时代，只有人类，才能真正有效地见证人性。

去人格化危机究竟从何而来？对许多人，答案必定是科技。全球网民日均上网6小时40分钟，对屏幕的沉迷显然妨碍了我们相互了解彼此的能力。但虽然技术负有责任，它并非问题的全部。

在加利福尼亚一家繁忙的退伍军人医院，心理治疗师卡蒂亚（Katya）为我提供了另一种答案。她的工作是筛查患者是否存在心理健康问题。医院要求她向患者提供一份仅需15分钟就能完成的问卷。这种做法迫使她与病人的互动变得“标准化”，这使她厌恶这份工作。

“我是与他们首次谈及心理健康问题的人，而我们却得填那张愚蠢的问卷，还得问他们是否有自杀的念头。我遇到过一些人在那一部分完全不想说话，”卡蒂亚回忆道，“我当时在做自杀风险评估，问到枪支那部分时，他说：‘我不想再回答了。’我当时想：‘糟糕，我和他的联系断了。’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原本建立的连接都被切断了。”

正如卡蒂亚和那位保持戒备的患者证明的那样，导致去人格化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，是个体被简化为一组数据。那种“被隐形”的感受，往往来自一次次标准化的互动体验——无论是作为客户、病人、学生，还是员工。这种趋势甚至蔓延到以关怀为宗旨的职业领域。诊所和公司试图将那些混乱、不可预测的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系统化，以提升效率。但恰恰是那些“非标准化”的互动，才让工作人员和被服务的对象感觉自己是活生生的人。

电影《她》中，主角通过穿戴设备，让人工智能系统OS1每时每刻都能陪伴自己。

被监视者和监视者

去人格化可能源于生活在过度标准化的环境中，比如军队或其他大型机构，正如莎拉的病人所印证的那样。当人们身处一个社区，却并非该社区的一分子时，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这可能是由于边缘化的身份，或刚刚搬来等原因。

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的生殖正义学者帕特里斯·赖特（Patrice Wright）讲述了科特尼的例子。科特尼是一位黑人女性，也是一名怀孕的研究生。在第一次产检时，她的妇产科医生和她说要控制体重，还提到了政府为贫困母亲和儿童提供的食品补贴计划（即妇女、婴儿和儿童营养补充计划）。这些言论让科特尼意识到：这名医生认为她正在领取相关补助，不了解基本营养知识，而且很可能会超重。事实上，虽然科特尼收入较低，但她并未领取补助，对营养知识也颇为了解，而且并未超重。科特尼感到自己被严重误解和忽视，之后便没有再回去看这位医生。赖特指出，这种明显的误识（治疗师会称之为共情失败），给她带来了压力、愤怒和焦虑。

当然，正如我们早已猜到的那样，屏幕有着重要影响——它塑造并阻隔了我们彼此所见的内容、我们被看待的方式，以及我们是否会被看到。事实证明，我们参与线上空间的方式会影响它对我们的作用。例如，尽管人们常表示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是自己使用社交媒体的原因，但约一半人表示这并非他们的主要动机；实际上，近40%的人表示他们使用社交媒体是为了“打发空闲时间”，这证明了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一种娱乐方式，而不仅仅是交流工具。当我们不断刷着他人的帖子，仅仅作为他人生活的观众，目睹他们的经历却未被回应时，去人格化现象便随之发生。

导致去人格化的趋势：互动和环境的标准化、边缘群体在支离破碎的社区中被排斥、作为观众，面对屏幕时间的激增，这些因素并非均匀分布。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：例如客户、患者、学生或员工，更可能面临标准化的环境，越可能遭受偏见、被排斥。虽然使用屏幕时间的增长确实影响着各阶层，但我们正将自己分为两个群体：被观看者与观看者。去人格化的趋势汇聚在一起，造就了一个新的“被忽视者的”阶层。

如果我们正面临一场“去人格化”危机，那为何人们都在谈论孤独？我认为，部分原因在于关注“孤独”， 符合那些试图向我们兜售“解决方案”的人的利益——讽刺的是，那些人恰恰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。

2025年春，Meta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·扎克伯格在推销人工智能时提及孤独话题，引发热议。在接受播客主持人德瓦尔凯什·帕特尔（Dwarkesh Patel）采访时，他表示大多数美国人拥有的朋友数量不超过三个，但却希望能拥有十五位左右朋友。“普通人想要的联系，比他们现有的要多，”他说，并暗示人工智能伴侣或许能填补这一空缺。

技术行业希望我们关注孤独问题，而非“去人格化”。当然，像脸书、Reddit论坛或Instagram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，使人们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充满矛盾，它们一方面加剧孤独感，另一方面又可能帮助分隔两地的人们加强联系。屏幕让我们无法真正地与身边的人在场相处，但社交媒体也确实能拓展我们与远方亲友的联结。

实际上，研究人员表示，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“社交零食”（social snacking），能让人与他人建立短暂联系，这有助于用户能在更长时间内忍受缺乏“真实”（长期或面对面）社交互动。尤其是对于潜水者和被动用户来说，社交媒体既能带来连接感，也会让人更加疏离。这也解释了令人困惑的研究发现：使用社交媒体既增加了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，又增加了不满情绪。就像零食无法提供能真正填饱肚子的卡路里，社交媒体的“社交零食”保证了这群渴望连接的用户不断回流，持续“进食”。

正是这种矛盾纠结的暧昧状态，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些平台上寻求互动。而这些平台的亿万富翁所有者们，则一直煽动所谓的“孤独危机”。营销人员深知一条铁律：“推销你解决的问题，而非产品。”这句格言道出了他们的策略：在消费者购买你的解决方案之前，首先得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这个问题。

或许这就是为什么Meta的研究团队曾研究Facebook对孤独感的影响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该平台“总体上是正面的”。《纽约客》杂志最近引用了科技企业家阿维·施夫曼（Avi Schiffmann），后者的初创公司正在研发一款名为“朋友”的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，他表示：“我确实认为孤独危机是由技术造成的，但我也认为技术能解决这场危机。”

就像那些兜售女性卫生用品、教育玩具或体味除臭剂的商人一样，科技行业既在宣传一场广为流传的危机，又靠出售“解决方案”来获利。他们，已经变成了“孤独商人”（merchants of loneliness）。

电影《少数派报告》中，人类发明了能侦察人的脑电波的“聪明”的机器人――“先知”。“先知”能侦察出人的犯罪企图，所以在罪犯犯罪之前，就已经被犯罪预防组织的警察逮捕并获刑。

不在意机器的评判，但也不关心机器的看法

当我们把问题理解为孤独时，或许会认为各种各样的联系，甚至与机器的联系，都有所帮助。但当我们把问题理解为去人格化时，这种机械化的关系就让人难以接受了。当然，技术行业的从业者也在尽最大努力，显然他们意识到了人们渴望被看见的普遍需求；然而，他们的解决方案却是引入更多的数据和技术介入。

他们力推一种被称为“个性化”的策略，一种日益精细化的定制过程：利用技术手段获取数据，来分析一个人的健康史、驾驶习惯，甚至汗液成分。“个性化医疗”和“个性化教育”，更准确地来说是“定制化”，都是试图评估个人需求，并提供量身定制的建议：这类似于“被看见”，只不过是被一台机器看见。

自从ChatGPT横空出世以来，大型语言模型（LLM）将“机械化地看见”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。最近，各类聊天机器人被设计用于教学、提供心理治疗、给出医疗建议以及进行定性访谈，据称机器人在这些方面都比人类表现更好。例如，设计某款聊天机器人面试官的研究人员声称，它展现出了“认知共情”，通过后续追问来试图理解受访者，“接近于他们对自己的理解方式”。人们觉得机器人方便、相对便宜，聊胜于无，而且相较人类，机器人更少评判，有时甚至更亲切。相比之下，人类时常被各种时间限制和效率压力束缚，正如珍娜在她的诊所中所感叹的那样。

我们正身处在工业发展的一个荒谬时刻：人类忙到无暇他顾，机器却拥有大把时间。针对医护人员态度敷衍的技术解决方案，不是给予他们更多可支配的工作时间，而是推销更廉价、便捷的AI替代品。

最近一份有关聊天机器人疗法的报告颇具代表性：研究人员发现其效果参差不齐。一些用户表示，他们确实觉得机器人能理解自己。一位用户表示：“比起我的家人，这个应用程序真的把我当作一个人来对待。”但也有用户抱怨说，由于机器人不完美的倾听，令他们感到被忽视：“在我处于危机时，它的回复毫无逻辑，也与我写的内容毫无关联，这让我觉得自己没有被倾听。我知道这只是个AI程序，不是真人，但它最终还是让我感觉更糟，而不是更好。”另一位用户这样写道。即使忽视自己的是机器，那种滋味依旧会让人受伤。

在这个充斥着“共情型聊天机器人”的年代，人们很容易相信机器能完成需要“看见他人”的工作。人们相信机器人的任何不完美之处都只是暂时的瑕疵，很快就会被消除。但那些因为用户留存率骤降，而苦苦挣扎的工程师们心知肚明：真正能激发人类兴趣的，是其他人类，即便这也伴随着被评判的风险。珍娜的患者坚定地来找她，是因为他们看重她的意见，而他们之所以看重她的意见，部分原因在于她的专业知识，这也意味着他们冒着被她评判的风险。

当机器假装“看见”我们时，关键在于另一端不是人类，而是机器。人们或许不会那么在意机器的评判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们也不会真正关心机器的看法。

当我问工程师彼得，人类在那些“看见他人”的工作中还具有什么不可替代性时，他说：“（做）一个真正的观众。”在他看来，机器人终有一天能完成几乎所有人类能做的事，比如在教育领域：批改作业和回答教学问题等。不过，他仍不确定人类是否“能赋予机器人足够的‘人性’，以至于你会想让它为你感到骄傲”。

然而，最重要的是，即便机器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些工作，我们又为何要让它们去做呢？退伍军人医院的心理治疗师凯莉（Carrie）质疑，应用程序或智能代理能否具备她认为良好治疗所必需的 “非语言感知能力”（ nonverbal acuity）。即便它们能做到，她也认为这样的发展代表某种政治选择：“即便机器能够捕捉细微差别、面部表情之类的东西，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了让科技公司赚钱？为了让庞大的行业继续扩张？我们为什么非得这么做？这就是我的疑问。”

“看见他人”是我们建立联结、构筑社区甚至开展民主的基础。在众多可能被“颠覆”的人类活动中，我们没理由将赋予生命意义的人际关系机械化。去人格化的危机是一种社会弊病，亟待人类干预，而非技术介入。

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我们现在所做或未做的决定，将影响人工智能和“连接性劳动”的发展轨迹。一方面，我们正处于AI之春，人工智能如今被用来解决一些过去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，比如：如何攻克医院中的耐药菌、如何预测地震，或者如何解读抹香鲸的语言，并在某些领域展现出近乎神奇的成果。人工智能开启了一个充满巨大可能性的新时代。

但它并非万能，我们也不该事事依赖它。尽管如此，人工智能正被用作人类“见证”的替代者，应用领域涵盖心理治疗、教学、医疗等多个方面。

我们已知AI带来了诸多严重问题：最常见的批评涉及算法偏见、监控和隐私以及造成失业。AI会将基于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历史关联固化为系统设定，例如判刑算法预测黑人被告再次犯罪的可能性高于白人被告。应用程序会追踪亚马逊司机是否分心。人工智能将替代许多职业，比如皮肤科医生和卡车司机。这些都是值得担忧的问题。

但有一个问题，常常被人工智能批评者所忽略：人工智能对人际关系造成的冲击：这些连接性劳动，比如教学、咨询或基础医疗，是我们社会结构的情感支柱。

与其屈于“聊胜于无”，不如让人们看见彼此

用技术手段替代社会情感劳动，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：包括连接性劳动力的急剧缩减；由于学生选择让机器人代劳而导致教育体系的毁坏；人际交往的极度分化，连接性劳动成为奢侈品；以及支撑我们公民生活的“人与人之间的纽带”的丧失。工程师们试图用人工智能解决这些问题，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单个患者、客户或员工。但如果不谈论技术对人际关系的影响，就无法应对去人格化危机。

解决去人格化危机，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其根源：标准化、排他机制以及过度使用屏幕时间。我们不应屈从于机械式的“看见总比没看见好”，而应努力让人们更好地看见彼此、相互了解。与其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而安排流程化的会面，不如改善培训、增加人手，让珍娜那样的人能有条件为他人提供真正有效的见证疗愈。

另一位医生露丝（Ruthie）告诉我：“对我来说，医学的艺术在于全身心投入，真正地在场。我真正热爱的是老年患者。我爱他们。他们渴望倾诉，渴望讲述故事、建立联系，这些是他们迫切需要的。如果你不去倾听他们讲述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，你就无法治愈他们，而是在制造更多的病痛。这就是我在医学领域真正做的事情。”露丝花了好几年时间寻找合适的环境，直到她找到了自己的诊所：一个能让她以这种方式行医的地方。在我的研究中，我发现了一些诊所和学校，它们具备良好的社会架构，专门的资源，有远见的领导和强调联系的文化，正是这些因素让它们能够把“看见他人”作为优先事项。

我们还需要正视一个问题：谁被“看见”，谁却总是被视为“永远的观众”。这种不对等的关系需要被打破。玛丽亚（Mariah）曾为刑满释放人员开办专门学习商业技能的项目。她告诉我，学员们需要适应这个项目。“我们的创业者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被关注的感觉，他们会想：‘你的意思是，你只是想了解我的想法？只是想来这里投资我的计划？我们只是要谈谈我想做的事？’”这些学员对这种“被看见”的新奇体验感到震惊，他们提出的问题中流露出一种隐隐的痛苦：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配得上被别人如此关注。“所有这些都是一种‘解构’，”玛丽亚说，“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监狱里待了很久的人来说，他们在监狱里完全失去了权力。”这种解构的一部分，还意味着要在书籍和电影中为不同的声音留出文化空间，并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培训和聘用来自弱势背景的人，让他们能够参与其中，帮助他人讲述这些本不被看见的故事。

最后，我们需要阻止“看见”的机械化。在这个监管极其松散的时代，每当科技行业遭受批评，它就会以“反对进步”为由进行反击，这使得我们在该领域中很难区分哪些是有价值的，哪些则不然。但我们完全可以在赞扬新技术的某些用途的同时，对其他用途加以限制。首先，我们可以采用一个“准则”，用它来评估一项技术是否在取代、阻碍或促进人际关系。去人格化危机要求我们保持这种警惕，而我们的社会健康正系于此。

【*本文原载Aeon.cn，原文链接https://aeon.co/essays/how-might-neuroergonomics-help-us-deal-with-mental-overload，作者艾利森·皮尤（Allison J Pugh）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，著有《最后的人类工作》（The Last Human Job: The Work of Connecting in a Disconnected World，2024）。】